遥远的记忆里有两个人，不是时时能想起，但偶尔会闯进脑海。最近却好像挥之不去。想想，觉得应该写下来。

他们俩是爸爸坐牢时的传信人。

一个叫马长国，村里的闲散人员；另一个叫“大嫂”，公社看守所里烧饭的。

马长国之所以闲散，是因为他患有晚期肝癌，做不了庄稼活。他父亲是抗战时期当地有名的双枪将。马长国是独养儿子，上面有个姐姐。我至今记得马长国长得很白净，腆着个肚子（据说是肝腹水造成的），喜欢两臂交叉抱在胸前，右手不停地捋着下巴，下巴上稀疏地长着几根胡须，这几根胡须也就在他捋下巴的同时时常地被顺手拽几下。记得他的文化是高中程度，喜欢看书，经常跟我爸妈聊文学之类的话题。

有段时间，中央号召工人农民学哲学、讲哲学、用哲学，马长国听说了，神情鄙夷地哼了两声：“哲学？哼，哲学？就凭他们？”现在想来，他当年也算是个大snob。

爸入狱后，马长国凭着自己响当当的出身，常常去公社看守所附近转悠，希望能见我爸。从来没有成功过。我知道从村里到公社有七华里地，其间不乏独木桥和陷阱般的沤肥的大坑。他拖着病躯一趟一趟走那段路，一定不容易。后来他跟烧饭的“大嫂”搭上话了。大嫂第一次见到我爸就觉得他不可能是坏人，很同情这个戴着眼睛的白面书生，非常愿意帮忙。这样，她和马长国的地下工作就开始了。爸是抽烟的。妈通常将写好的小纸条塞进烟卷，再跟其它的香烟混在一起，包好，交给马长国。记得写的内容通常都是一些安慰的话，以及我写字有进步了之类的信息，有时也夹带我写的字。爸的回信就是一张小纸片儿，估计是瞅准机会塞给大嫂的。记得有一次的信中说我的字写得很好了，而给他看的是我写了n遍的“主席”二字。

有一次，大嫂传来紧急口信，说我爸有轻生念头。估计他不知该招什么，屈打之后也成不了招，急了。妈立即写了一封信，叫他挺住。这事儿就过去了。

再后来，爸被转到县城监狱进一步审问。途中允许回家看一下。预先没有通知，汽艇就停靠在门前的岸边。从我妈告诉我“你爸被押来了”那一刻起，直到他们乘汽艇离开，我一直没抬头，死命抵抗着抬头看看爸的欲望，只是在练习簿上继续练字。清楚记得爸抱着我的头，眼泪滴在我的头发里，我的眼泪吧嗒吧嗒落在练习簿上，而我反复抄写的却是“兴奋”二字！

汽艇咆哮着箭一般离去时，我冲到门口，从牙缝里蹦出几个字：简直就像反动派警车的声音！

爸出狱并平反后（获“赔偿金”90元，我还记得，因为村里的一个聋子问他拿了多少赔偿金，我爸用手语告诉他的），我听见他跟妈商量了一阵，后来去扯了几匹布送给了大嫂，给马长国的，我记不清了，可能是一台收音机。

回城后不久，听村里来的人说马长国病故了。